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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地下一步想通过金融科技实现数据业务化，在国内可行性有多大？数字化道路上，学习阿里巴巴模式的企业越来越多，其中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也是很多企业搭建事业合伙人平台时参考的内容之一。据了解，绿地金融此次引战和后续的IPO，除了此前的部分跟投之外，合伙人机制与外部投资人将会同步进行。绿地金融会有一个员工持股计划，部分直接投资，部分间接投资。其中直接投资（员工持股计划）是小头，占30%，这是为了保持稳定性；合伙人股权比例占到70%。相比绿地集团顶层架构，显然经过7年之后，绿地金融的员工持股计划更合理了。

　　“发展金融科技业务需要持续性的投入，这对于万亿级企业来说其实不是问题。”绿地集团执行总裁、绿地金融董事长耿靖说，搭平台是以引进合伙团队为目的，花钱并非目的，关键是靠人才团队培育产业生态和业务重构。金融公司的特征就是可以募资，不完全是靠绿地金融的自有资本，是通过基金化、社会化募资。绿地金融从2014年走到今天，管理能力、投资能力、募资能力有了大幅提升，IPO完成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募资。

　　由于房地产行业的属性，市场对于绿地有一个看法就是“没有钱”。绿地方面认为这是偏见。绿地集团每年经营性现金流入超过6000亿。业内人士曾指出，这与行业特征有关，基于高杠杆的商业模式为基础。按照绿地内部人士的说法，绿地1.3万亿总资产，对应有息负债超过3000亿。

　　与淘宝相比，绿地认为自己拥有中产阶层消费场景。除了百万级房产之外，绿地其他产业布局都是平台化运作。在“十万级的车、万元级的文化教育健康医疗、千元级的旅游休闲、百元级全球进口食品直采”的布局上做消费平台。实际上，大概五六年前，绿地在汽车领域有并购以色列观致汽车的机会，但主动放弃了。当时绿地考虑自身优势不在整车制造业，要做平台。目前绿地在全国有60多家汽车4S店。

　　绿地如何利用其房地产布局打通其他消费场景？以汽车消费为例，未来新能源汽车销售端这块，绿地更有优势。新能源汽车要申请国家补贴，包括上牌、安装充电桩等，都要与物业协调，才能申请国家补贴。耿靖看来，公司多年来构建的消费场景，如果不去整合利用，就创造不出新的价值。由此，绿地金融的模式更接近蚂蚁，但优势不仅仅是C端，还有B端和A（assets，资产）端。

　　就像阿里集团整体上市，还分拆蚂蚁科技，是为了让这个板块通过市场开放平台得到更多资源，进一步促进生态完善与升级，绿地金融上市不仅仅是金融概念。

　　耿靖认为，对比美国的金融控股集团发展历史，与国内的区别在于，规范管理是对的，但不能一刀切。把金控做成以股权为纽带的投资平台，这是金控1.0版本；金控2.0版本基本上是现在摩根大通、花旗银行等大的金融集团的通行模式，以中国平安为例，平安是2.0版本的金融集团；绿地金融打造的是3.0版本。他进而指出，央行颁布的金控管理办法是1.0版本，真正的3.0版本是什么？以平安集团为例，集团层面可以把各个业务板块的销售打通，交叉进行销售都没问题，此时风控也打通了，因为平安的客户要统一授信，所有信用体系、授权都要打通。但2.0版本的问题在于缺乏顶层强有力的组织协同，平行的持牌机构部门之间的协同解决不了，很有可能产生信息孤岛，各自为战，而且相互之间的各类资源尤其是最宝贵的数据资源无法共享和在更高层次上变现。

　　那么，金控集团3.0版本是什么？耿靖指出，这是一个架构模式所导致的结果。通过牌照、投资、托管等业务的打通，金控集团把保险公司、证券等业务联通，实现跨界，从而促进数据业务化的进程。

　　换言之，如果绿地金控上市之后，能实现耿靖金控3.0版本的构想，那么绿地距离阿里巴巴还有多远？恐怕唯一的区别就是负债与实业资产了。绿地超高的负债水平，如果能借助更换赛道做大资产盘实现大幅下降，或许对于其他走在数字化转型路上的非互联网企业来说，不失为一个借鉴。


　　原标题：外交部原副部长王殊逝世，传奇一生纵横新闻界外交界

　　澎湃新闻记者从王殊同志亲友处以及中德友协方面获悉，外交部原副部长王殊于2020年9月25日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公开资料显示，王殊出生于1924年10月，江苏常熟人。王殊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建国前任新华社军事记者，建国后曾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新华社驻巴基斯坦、几内亚、马里、加纳、刚果（金）、古巴等分社记者。

　　王殊于1969年底任新华社驻波恩分社记者，1972年9月任中国政府谈判代表，与联邦德国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同年10月任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参赞。

　　此后，王殊历任任驻联邦德国大使（1974.9~1976.1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78.5~1980.4）、驻奥地利大使（1980.7~1985.12）。除驻外使节外，王殊还曾任《红旗》杂志总编辑（1976~1978）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1986.1~1990.6）等职。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介绍，正像王殊自己的一本书名《五洲风云纪》一样，他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奔波在国内外的“战场”上。

　　24岁时，他身着人民解放军军装，作为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记者，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上海的报道。而他写的第一条新闻竟然是我军围歼黄伯韬兵团取得全面胜利的消息，成为当时淮海战役的重大新闻。朝鲜战争爆发后，王殊又被调到新华社驻志愿军总分社工作，换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服，一干又是两年半。

　　王殊写的两篇揭露所谓“自由遣返”战俘骗局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后，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重视。毛主席读后致电前方称：这些报道揭露了美蒋特务利用所谓“自由遣返”战俘欺骗公众的种种事实，谈判代表团应利用这些事实，在谈判桌上，揭露美方强迫扣留我战俘的阴谋。这次成功的报道，对王殊是一次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回国后不久，因他有懂英语的优势，被分到新华社国际部南亚分社，常驻巴基斯坦，从此开始了驻国外记者的生涯。他先后去了加纳、几内亚、马里、古巴、联邦德国等亚、非、拉美、欧四大洲做长驻记者。王殊是中国第一位单枪匹马闯非洲建新华社分社，打破中非长期隔绝的传奇人物。

　　1959年，他先是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筹建新华分社，后又去新独立的几内亚首都采访，并破格受到总统杜尔的接见。在该国新闻部长的帮助下，顺利地在该国首都科纳克里建立了新华分社。那时，王殊身兼二职，在两国间穿梭。同年10月4日，中国同几内亚建交，几内亚成为撒哈拉以南地区与中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

　　1960年7月，加纳总统接见了中国特使柯华，并于当晚签署了中加建交公报。同年10 月，王殊去马里采访，友人安排拜见总统凯塔，但必须讲法文。王殊法文讲得不好，心里很紧张。然而总统很友好，开门见山表示，愿意同中国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外交部接到王殊的报告后，立即派时任中国驻几内亚大使柯华作为政府代表，赴马里谈判建交，并顺利达成建交协议。于是，王殊又开始筹建新华社第三个驻非洲的分社。

　　1961年底，王殊又奉命去拉丁美洲建立新华分社，经过考虑，最后决定分社建在古巴的首都哈瓦那，王殊为分社社长。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到达哈瓦那几个月后，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加勒比海危机”。他在战壕里、海岸边日夜采访，向祖国人民报道古巴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仅仅一个月，就发了130多篇报道。总社两次通报表扬他们特别能战斗。

　　1969年末，王殊为顶“缺”，“临时救场”，被派往西德波恩分社。他既不懂德文，又不了解欧洲和德国的情况，感到从未有过的沉重压力。王殊开始学德文，并硬着头皮走出去，请进来，进行了大量采访和调查研究，终于渡过了“困难期”。

　　此后，他集中精力，研究总社和外交部给他出的两个调研题目：一是苏联的战略意图究竟是向东还是向西；另一个是中、西德两国关系如何发展。这两个问题的调研报告出来后，注定了王殊将开始人生角色的第二次转换。

　　王殊从记者到外交官的经历同样传奇。

　　作为一名中国驻波恩的记者，王殊竟被中国政府任命为建交谈判的中方全权代表，同时调我驻东德和捷克使馆部分外交官到波恩协助王殊工作。经过8轮艰苦谈判，于1972年9月29日，双方代表草签了建交公报，并在同一天发表共同消息，宣布建交谈判已顺利结束。西德谢尔外长应姬鹏飞外长的邀请，于同年10月访华，王殊也应召回国接待。待他再回到波恩时，已被任命为中国驻联邦德国使馆参赞，并以临时代办的身份，筹建中国大使馆。

　　至此，王殊已从一位名记者转身成为高级外交官，而这识“士”点“将”之人正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两年后，尚不满50周岁的王殊便当上了中国驻联邦德国的第二任大使。是机遇，更是挑战，他深知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就在中国同联邦德国建交前后，王殊有两次非常难得的机会，见到了晚年的毛主席。第一次是1972年7月24日，当他懵懵懂懂被带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地时，才发现那是毛主席接见外宾时的个人书房。当毛主席知道他长期在国外当记者，便风趣地说，我也当过记者，我们是同行。王殊非常激动，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为缓和王殊情绪，主席请他抽支烟。他接过烟仔细端详，那是一支特制的尼古丁含量极低的小雪茄烟，他没有抽，而是把它放在身边的小茶几上，准备带回家做个纪念。没想到，接见结束后，那支烟不见了，原来是坐在他身旁的乔冠华顺手牵羊给抽了。毛主席洋洋洒洒纵论国内外大事3个多小时后，周总理又在小会客室和大家谈了很久。总理还把经主席批准的外交部关于同联邦德国谈判建交的请示报告给大家看，王殊在报告上看到一条总理批的建议：请主席考虑，如果有时间，接见王殊一次。王殊刚刚平静的心又一次翻起了波澜……

　　第二次见到毛主席是在3年后的1975年10月30日。王殊大使回国参加接待西德总理施密特访华，毛主席会见施密特时，王殊也参加了。而这次会见后不到10个月，毛主席就逝世了。在毛主席最后的岁月里，能两次聆听一位世纪伟人的谈话是王殊大使一生的殊荣。

　　在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后的1980至1986年，王殊被任命为中国驻奥地利大使兼任中国驻维也纳联合国组织代表。结束驻外使命回国后，又被委任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从而开始由官员到学者的第三次人生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