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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驻加拿大大使丛培武就中加关系、美国打压中国企业等接受商业新闻网电视台直播连线采访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馆

　　9月25日，丛培武大使接受加拿大商业新闻网（BNN BLOOMBERG）电视台主持人阿曼达·朗（Amanda Lang）直播连线采访，就中加关系、美国打压中国企业等回答了提问。采访实录如下：

　　朗：加中关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陷入僵局。近来，加国内有人暗示，受加中紧张的政治关系影响，加方正在与中方商谈自贸协定方面采取“后退”态度。下面，让我们欢迎中国驻加大使丛培武。

　　丛大使：谢谢你的邀请。

　　朗：让我们从加中自贸谈判这一问题开始。加中双方达成自贸协定的机会有多大？或者说，我们能够实现怎样的贸易，而这样的贸易是现在没有的？

　　丛大使：对中加两国而言，双方经贸合作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中加建交50年来，我们在经贸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两国贸易额增长了近500倍，去年达到740亿美元，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中方支持自由贸易。事实上，近年来中加双方一直就自贸协定谈判保持着沟通，并在一些方面取得了共识。但后来因为一些来自加方的干扰因素，这一进程停滞了。我们认为，从长远看中加经贸合作大有可为。中国正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这对在中国投资兴业的加拿大企业而言意味着巨大机遇。中国政府正大力倡导绿色发展，加拿大企业在这方面也拥有独特优势。

　　朗：你是否认同加中关系正处于困难时刻？两国之间存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外交关系的紧张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丛大使：的确，中加关系遇到了很大困难，根源在于孟晚舟事件。中方认为，孟晚舟事件是美国一手炮制的政治事件，其目的是为了打压华为这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加方扮演了美方帮凶的角色，逮捕了孟女士，而她没有违反加任何法律。我们敦促加方进行认真反思。事实上，加国内越来越多有识之士认识到该事件的政治属性。近来，逾百名加前外交官联名致信加政府，呼吁加政府介入并终止引渡案进程，释放孟女士。此前，19名加前政要也就该事件联名致信。我们敦促加方妥善解决该事件，立即释放孟女士，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深入挖掘双方合作的潜力。

　　朗：我们希望中方认识到，加方在签发引渡令方面并未扮演角色。加美之间有引渡条约，加方有履行国际条约的义务。现在孟晚舟案已进入司法程序，加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有意愿介入。加方尊重法治，该案不是政治问题，加总理、外交官都不能干涉。

　　丛大使：我要再次强调孟晚舟事件的政治属性。现在，加国内和国际社会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对此有了清醒认识。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加方许多人士联名致信加政府，认为加政府可以做正确的事，而这符合法治。关于加美引渡条约，两国对条约进行了滥用，这与法治没有任何关系，无法改变该事件的政治属性。现在，美国对外采取越来越多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其不仅针对华为，还把矛头对准了微信、Tiktok等中国高科技公司。这充分表明，美方的真实意图是要打压任何领先于美国企业的中国企业。这是十分危险的。

　　朗：加民众对中方拘捕两名加拿大公民十分关切，他们已经在中国被关押了一年多。你能否告诉我，中方有多大意愿释放这两名无辜的加公民？

　　丛大使：关于两名加公民个案，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因为他们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同时，他们的合法权利得到了依法保障，根本不存在对他们的“任意拘捕”。

　　朗：如果加方释放孟女士，是否意味着两名加公民有更大的机会获释？

　　丛大使：孟女士的释放当然有助于推动中加关系重回正轨，同时也有助于中加两国在双多边领域开展更多合作。对加而言，采取正确行动很重要。

　　朗：你提到美国正在打压华为。加仍处在是否允许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的决策过程中。华为日前承诺不会在加拿大5G网络上进行间谍活动或构成安全威胁。你是否认为华为的设备仍有机会在一些国家被允许使用？

　　丛大使：关于华为，历史证明，该公司始终保持非常好的网络安全记录，根本不存在美国所说的对其他国家构成“安全威胁”。相反，迄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机构和个人能拿出证据来证明华为从事了网络窃密活动。华为此前在很多场合表示愿意向合作伙伴作出“无后门”保证，这表明华为对在加拿大和全球各地开展业务充满信心。事实上，华为的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范围广受欢迎。在加拿大，华为与许多当地公司一直保持良好合作，并为加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华为参与了加北部地区4G网络的基建，便利了加边远地区民众与外界的通讯。美方打压华为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阻止中国高科技企业发展。美方口口声声说要建设“清洁网络”，实际上玩的是“肮脏游戏”。美国才是对网络安全的最大威胁。我们希望加方为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开放、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这对提振外国投资者对加营商环境的信心十分重要。

　　朗：你提到了Tiktok，美国还把目光对准了其他中国企业。针对美方对Tiktok、中兴公司等中国企业的行动，中方会采取哪些反制措施？

　　丛大使：中方当然不惧怕这种挑衅。我们也会采取坚决有力行动来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朗：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现在出现了很多批评声音，包括在对待香港抗议示威者和维族人问题上。这是否会对中国的形象造成新的负面影响？

　　丛大使：关于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中国人权状况目前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对此都予以高度评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最近一次国别人权审议期间，120多个国家代表发言支持中国在保护人权方面的实践。涉港等问题不是人权问题。国家安全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施行，是为了堵塞香港特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漏洞，确保香港更稳定、更安全。事实上，相关调查显示，80%的香港居民认为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变得更稳定、更安全了。事实胜于雄辩。

　　朗：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采访就只能到此了。谢谢丛大使。

　　丛大使：谢谢。


　　原标题：2020《红周刊》上市银行竞争力排行榜

　　记者 | 王立峰

　　编者按：

　　金融强监管以及持续多年的金融去杠杆，对于商业银行的经营生态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居民财富总额的增长，也意味着商业银行未来面临新的业务蓝海，所有这些都呼吁商业银行的积极变革与转型，终极目的——提升竞争力。但近年来，银行业风险事件频发，从之前的锦州银行被接管，到今年恒丰银行被注资，至包商银行破产，这些业内的重大事件都在提示商业银行，提升竞争力的过程中，寻求发展与稳健经营应该并行不悖。

　　据中国银保监会数据，中国目前共有超4000家各类型银行业机构，性质上分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城商行以及农商行、农村信用社等。

　　《红周刊》的朴素使命，是为资本市场找到中国最好的商业银行，而上市银行又代表着中国银行业最好的资产质量。

　　为此，《红周刊》精心构建了一个涵盖财务指标和监管政策指标的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基于申万银行业分类，共计40家以内地业务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商业银行进入我们的评价范围，其中AH两地上市的，只选A股一家。时间跨度方面，始于2015年终于今年上半年，中间的评价过程采纳的宏观与银行业数据近5000个，最终得到上市商业银行高竞争力排行榜。

　　尽管，基于历史信息的统计评价还不能必然反映一家银行的未来，但是一个基于5年多的历史跨度所展现的座次排名，还是会向我们传达一些重要的信息，如卓越或者平庸，稳健或者成长。借此，我们能看到不同商业银行围绕规模、营收结构、区域、资本、风险管理的差异进而展现出千姿百态的经营特性，并在他们内部呈现差异化的竞争格局——有的胜在规模，有的胜在更优的业务结构上，也有的银行依靠区域优势取胜。

　　当前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变革，直接融资比例逐渐提升，金融脱媒的深化，会对依赖间接融资获利的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带来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银行“贵族”身份的没落。

　　从资产管理的角度，中国居民财富的不断增长，意味着中国财富管理大时代的到来，超百万亿的资管市场等待商业银行角逐和开发，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商业银行的竞争生态、营收结构与盈利模式。从本次竞争力排行榜上，排名居前的商业银行的中收业务（非利息收入）占比明显处于行业高位，且高于上市商业银行平均水平。前十名的中收业务占比平均值为33%，后十名平均值为21%。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商业银行也需要在财富管理、中收业务方面做出更多努力，惟其如此，才能走出一味依赖息差和资本扩张盈利的陈旧模式，从而获得投资者的更多认同。

　　40家上市商业银行总体画像

　　有黑马也有常年后进生

　　经过系统评价与计算后，我们得到了从2015年至2020年上半年，40家上市商业银行竞争力排行，以及2020年上半年相比2015年的排名上升或者下降。

　　通过这个排行榜，我们能看到不少的商业银行最近几年快速进步，也看到不少银行地位快速下降。具体来看，青岛银行、张家港行以及常熟银行等10家银行排名上升超过10个名次，上升最多的是张家港行，青岛银行成为了“黑马”，闯入前5阵营；但依然有7家银行的排名大幅下降10个名次以上。在这个排行榜上，宁波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青岛银行、招商银行等位居前五，而江西银行垫底下降名次也最多。

　　从资产方面看，中国商业银行最优质的资产集中在40家上市银行。截至2020年6月30日，榜单中的40家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205.8万亿元，占中国商业银行资产总规模的比重达82.31%。规模占比可以看出，这些商业银行身上的特性，足以代表中国商业银行整体面貌。数据来看，过去几年持续增长，2014年至2019年，总资产年化复合增长率达10%。

　　从40家上市银行与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的比较来看，过去几年，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见图1）。不过，今年上半年小幅回升3个百分点。原因在于疫情冲击下，上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具备更足够的“弹药”扩张资产。

　　图1 上市商业银行总体占比

　　而从资本角度，截至2020年6月底，40家商业银行归母权益资本总额15.96万亿，较2019年底增长4%。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权益资本的上升，主要源于永续债的发行。上半年，40家商业银行累计通过发行永续债补充资本3020亿元，占今年上半年权益资本补充额的接近一半。

　　多渠道的资本补充，提升商业银行资本实力。据银保监会数据，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14.21%，这一数据也是自2009年以来的较高水平。不过，由于上半年拨备增长，不良贷款核销以及风险资产规模增长等因素，这一数据还是比2019年底小幅下降0.43个百分点。

　　从排名来看，国有大行总体上升，股份制银行大致稳定，农商行竞争力地位上升明显，城商行整体有所下降。农商行竞争地位的上升，主要源于过去几年的IPO融资，资本补充。16家城商行，有10家排名下降；9家农商行，6家排名上升。数据显示，个别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的确需要改善经营，提升竞争优势（见图2）。

　　图2 不同性质上市商业银行竞争力地位比较

　　直接融资的挑战

　　并不意味着银行贵族的没落

　　作为信用中介，商业银行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无可替代。其不仅是为实体经济输送资本，提供流动性支持，商业银行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其通过对信贷资金的配置，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统计数据清晰显示，过去几十年，信贷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成为过去几十年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本力量（见图3）。

　　图3 信贷增长与GDP增长率比较（%）

　　不过，就目前来看，传统经营模式下的商业银行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意义面临挑战。从经营模式方面看，未来经济发展更加依赖科技与创新，传统上，商业银行依靠现金流评估债权风险敞口的经营模式受到挑战。科技与创新的驱动下，直接的股权融资相比债务融资具备显著优势，这些都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传统银行商业模式的竞争力及其对经济的贡献。

　　从社会融资规模的构成来看，信贷在社会融资规模中占比不断下降，而直接融资（含股权以及债券直接融资）总体不断上升。Wind统计显示，在整个社会融资规模中，信贷融资占比从2002年的92%下降至2019年末的66%；直接融资从原来的4.9%上升到2019年末的14%（见图4）。随着证券市场注册制的逐步实施，实体经济将更加依赖直接融资获取资本是必然趋势，这对于依靠间接融资赚钱的商业银行不太有利。

　　图4 信贷与直接融资占社融比重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在接受《红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直接融资的兴起对于商业银行经营“肯定会有冲击”。

　　二级市场给整个银行板块的估值，或从侧面说明这一趋势。相比商业银行不足0.79倍的PB（市净率，Wind）估值，更加受益于直接融资发展趋势的券商板块，目前整体估值2.21倍PB（Wind）。投资者对于券商板块的偏好，部分反映了市场普遍预期未来直接融资相比信贷融资具备更快的业务扩张速度。

　　然而，挑战并不意味着商业银行“贵族”地位的失落，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在接受《红周刊》记者采访时就表示，直接融资的兴起对于商业银行经营“肯定会有冲击，但商业银行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并不会根本改变。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是竞争的关系，中国发展直接融资、发展资本市场20年了，依然占比较低。虽然近些年，管理层一直在给直接融资铺路搭桥，但中国老百姓投资文化理念是更注重确定性，把钱存到银行不担心会丢，银行还是很容易吸收到存款”。

　　中国资本市场要想获得直接融资的大发展，还需要“构建新的法律体系和新型的信托关系”，郭田勇对此评论到。

　　而作为职业投资人的否极泰基金总经理董宝珍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直接融资要有法律制度、投资者保护制度、股权文化、股权伦理的配套。”他对《红周刊》说，“直接融资需要的基础文化和制度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几十年一代人的时间。现阶段商业银行优势很难被削弱，未来依然是金融市场的核心主力，具备充足的发展空间，这也是我看好银行股的原因之一。”

　　商业银行在二季度的部分表现印证了上述观点。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疫情冲击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金融机构累计新增信贷9.7万亿元，同比多增6440亿元，多增部分主要投向了民营和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银行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缓解了实体经济的现金流困境，这显示了商业银行的地位，也是商业银行竞争力的表现。

　　此外，也有机构认为，正在推进的银行混业经营，对银行来说反而会直接受益。天风证券在2020年6月29日发布的题为《关于混业经营的5个重要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中长期看，放开券商牌照会给银行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有利于提升非息收入占比，降低息差依赖。如JP Morgan、2019年券商的投行手续费和投资交易手续费就占了营收的18.6%。

　　逃不开的经济周期

　　商业银行告别两位数增长

　　虽然直接融资的大发展不能撼动银行的地位，但银行告别两位数增长却是不争的事实，“周期”更是银行避不开的挑战。

　　商业银行是典型的顺周期行业。经济扩张，在规模驱动下，商业银行盈利扩张，是一台庞大的赚钱机器；经济下行时期，坏账上涨，拨备增长，商业银行盈利下降。

　　中国的商业银行在经济高速发展时，盈利增速可以超过60%，如2007年的工商银行。2011年底，民生银行原行长洪崎曾说，现在银行挣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但随着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商业银行经历了从2013-2018年的痛苦调整期。这个期间，商业银行不良上升，盈利下滑。颇具代表性的大型银行工商银行，2015-2016年整体盈利增速大幅下滑，仅为0.5%上下，而其他商业银行大致呈现与工商银行类同的趋势（见图5）。

　　图5 商业银行不良率、利润增长与GDP关系

　　顺周期或者逆周期的不同资产质量以及经营业绩表现，考验着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资产定价能力，而最终会被反映到商业银行的竞争力上。在顺周期时很难看出商业银行经营水平的高低，但经济下行时期就不一样了，有的银行不良率飙升，规模难以扩张，一时间难以走出困境；而有的商业银行不良率总体表现平稳，并较早走出不良贷款的泥潭，前者如华东以及北京地区某股份制银行，后者如招商银行。

　　如图（见图6）所示，招商银行2016年率先在行业内迎来不良资产拐点，随后开始进入下一轮的资产扩张；然而这个期间，招商银行的不少同行竞争对手，还在不良资产的泥潭里面挣扎。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招商银行的资产规模扩张相对更加平缓，个别银行则呈现较大幅度的起伏（见图7）。这种趋势背后，反映的正是风险管理能力，以及行业内竞争力的高低。

　　图6 四家股份制银行不良率走势比较

　　从中国经济发展表现看，苦日子快要过完了，商业银行很可能迎来一个比较好的窗口发展期。随着基钦周期的到来，商业银行也将跟随经济扩张而实现进一步扩张，但是这不意味着商业银行能够恢复过往的业绩高增长。

　　郭田勇对《红周刊》记者表示，中国商业银行要想再实现过往的业绩高增长“可能是比较难的，因为整体的经济增速其实是在往下降的”，“在这种大背景下，银行业如果高增长，这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可能会有个别的银行短时间能够实现，比如刚刚成立的银行。”

　　以今年上半年为例，扣非后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速超过10%的只有两家；2019年，尽管有22家，但是以工农中建为代表的中国最大的四家商业银行平均增长率仅为4.67%，从2015年以来一直维持低位增长（见表1）。

　　表1 上市商业银行业绩增长情况

　　这样的发展趋势，意味着商业银行的发展未来更需要在稳健与增速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以本次竞争力排行上排位居末的江西银行为例，其在2016年前后的规模增长一度接近了50%，但是过度发展的结果是不良率的飙升，最终拖累其发展。今年上半年规模同比仅增长1.69%，利润更是大幅下滑近25%。包括工农中建在内的四大行则依靠均衡的经营，依然获取行业内较好的竞争力，尽管规模、业绩增长没有像竞争力排行榜中的个别中小银行那么抢眼。

　　中国商业银行整体大而不强

　　既有偏见 也有客观因素

　　截至2020年6月，40家上市商业银行，拥有206万亿总资产，这相当于107个富国银行的总资产体量。尽管规模庞大，但中国商业银行给大部分投资人尤其是海外机构的整体感觉是大而不强。

　　从经营效益的角度，据中国银保监会数据，2019年，中国商业银行整体资产利润率仅为0.87%。同期富国银行这一数据为1.02%。从息差看，2019年，富国银行净息差2.73%，同期，中国商业银行整体为2.2%。上市商业银行中，从可比银行来看，国内规模居前的商业银行中，净息差最高的是招商银行，但是招商银行较高的净息差是以比富国银行更高的不良率为代价的。2019年，招商银行不良率是1.16%，是同期富国银行的一倍。

　　对于这样的评价，董宝珍并不认同。在接受《红周刊》记者采访时，其表示，直接用富国银行与招商银行的不良率比较本身有问题，原因是经济周期不对等，两家银行不同的不良率表现属于正常。

　　整体来看，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率表现也较高。银保监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商业银行不良率1.94%，国有大行不良率1.39%，股份制银行1.64%，城商行则高达2.45%。较高的不良率，外界通常批评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管控能力薄弱，坏账太多，这也影响了投资人的信心。

　　但郭田勇和董宝珍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不良率的问题。郭田勇说，中国的商业银行放贷款的量都是比较大的，不良率虽然高，但是由于它整体的盈利水平比较高。中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利息比美国高，所以中国商业银行消化不良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的。董宝珍也表示，中国经济目前发展还是比美国快，在经济相对高增长的过程中，不良的生成较高，高增长经济体消化不良的能力也更强。

　　即便如此，从市值角度，我们依然能够发现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国内商业银行规模居前，但是中国商业银行的估值水平距离海外大行差距颇大。《红周刊》统计了几家典型内资商业银行与海外银行的市值表现（9月12日数据见表2）。

　　表2 境内外商业银行估值比较

　　以四大行之首的工商银行为例，其管理资产规模33万亿，相当于17个富国银行的体量，但是，工商银行的总市值为1.8万亿，富国银行市值7000亿，仅为富国银行的2.6倍。

　　估值差异反映中国商业银行与海外银行存在差距，这包含了商业银行经营模式、风险管理能力，甚至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董宝珍认为，商业银行出现这样的估值落差，是因为简单套用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来评价中国商业银行的结果，但是中西方有不同的文化。不考虑经济体在文化和制度上的特殊性会必然犯错。中国商业银行有自己的特殊优势，在危机来临时企业与银行在政府协调下容易形成互信，而互信是金融运行的最重要基础，互信有利于系统稳定。他暗示投资者并没有对中国商业银行的这种优势给与合理估值。

　　“中国商业银行业的估值目前已经低至二战以来全球上市银行的最低估值水平。这是不正常的，里面包含着机会。”董宝珍说。

　　但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商业银行在盈利模式上，高度同质化，且主要依赖存贷利差。富国银行等西方不少银行则通过深耕客户服务获得竞争优势。

　　郭田勇对《红周刊》分析道，商业银行的估值来源于银行自身的经营模式和盈利能力。相对中国商业银行，美国商业银行的优势一个是中间业务，一个是财富管理方面，这些业务不占用资本，而中国的银行靠放贷款的模式肯定要占总资本的，这最终会导致商业银行股东回报率难以提升。从投资者角度，这显得不值钱了。

　　而从行业内来说，在利率市场化冲击下，原来高度依赖息差和规模盈利的商业银行传统模式，遭遇了息差收窄的经营压力。高度同质化的经营模式下，不同性质的商业银行之间不得不展开揽存大战，不少城商行的存款利率明显高于股份制银行以及国有大行。以江西银行、杭州银行为例，其3个月整存整取储蓄存款利率1.54%和1.43%，同期，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存款利率均为1.35%。

　　但是，商业银行最终还需具备差异化竞争优势才能获得更多投资者认同。

　　通过《红周刊》的排行榜看到，部分中等规模的股份制银行或者城市商业银行还是走出来了，如排名靠前的宁波银行、招商银行几乎成为行业翘楚。行业内格局的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变动，反映的正是不同银行的发展战略以及最终竞争优势的高低。

　　此外，从竞争对手的角度，金融开放，外资银行在华扩张加速，角逐中国金融市场。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居民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中国资产管理业务未来将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这里才是中国大多数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的真正蓝海。超百万亿规模的资管市场等待中国商业银行角逐，在这个领域，中国商业银行还存在诸多不足，无论是规模还是管理能力方面，但是这个领域却正是外资银行的优势所在。

　　围绕竞争优势构建，国内银行或多或少存在差距。即使是排名靠前的宁波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都还存在缺点与不足。比如，宁波银行规模还是偏低。规模代表着市场和行业影响力，没有规模，意味着其在私人财富、信用卡等业务的扩张方面将会遭遇“天然”的影响力壁垒；相比招商银行，它的盈利能力还有不小的差距，反映在资产利润率上，2019年，宁波银行1.54%，招商银行2.17%。

　　除此之外，中国商业银行还需要在管理等各个“软”层面加强和提升。郭田勇表示，商业银行要想构筑影响力，除了规模之外，商业银行还是应该注重提高公司管理水平、提升公司治理能力。

　　从这个角度，有“零售之王”称号的招商银行也未足够好。在其践行“一体两翼”，走向轻型化商业银行，并借助金融科技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的时候，过于追逐利润导致了这家银行“钱端”事件的爆发。通过招商银行与富国银行的比较研究，更会发现双方之间存在的差距，比方信贷资产的质量、经营路线上显示出来的对于客户的深耕细作等等，富国银行更胜一筹。

　　图8是过去十年富国银行与招商银行不良率对比，结论很明显，招商银行具备更高的风险偏好。当然，招商银行借助较高的信贷资产收益率获得了足够的风险补偿。投资者会担心这种相对高的风险偏好会否成为银行的文化。文化才是决定一家企业生死的终极法门。“钱端”事件之后，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发内部信《招行距离冬天还有多远》，直言招行，“冬天即将来临，是因为已看到文化价值观的劣化和激励机制的僵化。”

　　图8 招商银行与富国银行不良率比较（%）

　　规模决定市场格局

　　大行略显平庸 中小行更具进取心

　　正如上文中提到，商业银行是一个规模经济类行业，竞争优势的大小首先要看规模，特别是在中国的金融环境之下，传统的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驱动银行规模和业务增长。

　　《红周刊》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竞争力排名前十的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达到126万亿，占全部A股上市银行规模的比重超过了61%，这一比重相比2015年提升了13个百分点（见图9）。

　　图9 2015-2020H1竞争力前十资产规模及占比

　　从盈利来看，趋势更加明显。竞争力排行前十的商业银行2020年上半年总计实现净利润5835亿元，占全部上市商业银行净利润规模的比重达到了66%，其他31家银行分食剩余34%的利润，这一数据较2015年提升了近12个百分点（见图10）。

　　图10 竞争力前十商业银行净利润占比

　　以工农中建交、邮储为代表的六大国有银行资产总规模占全国商业银行资产总规模的64%以上，股份制银行规模占比25%，这本身决定了更广阔的市场影响力还是在国有大行以及部分行业内领先的股份制银行，更多的中小型商业银行只能依赖于地方发展，服务当地经济。

　　当然，出于基数的原因，中小规模商业银行总体规模原来较小，这些银行在增长性方面显然更具备进取心。从2015年至今年上半年，排名快速攀升的宁波银行、青岛银行，张家港行、杭州银行、常熟银行等，主要受益于更快的规模扩张。数据显示，相比2015年的资产规模，前述银行资产规模分别上升111%、135%、96%、61%以及86%，这远超同期商业银行整体52%的规模增长。招商银行走“轻资产”的道路，同期依然获得了47%资产规模扩张（见图11）。

　　图11 商业银行规模增长比较

　　不过，中小银行的规模增速较高，不意味着市场边界以及市场竞争力的无限扩张。出于监管的原因，以及商业银行稳健发展的需求，包括国内大型商业银行的既有格局，中小银行尤其地方银行要想实现竞争力的提升更容易在规模边界方面碰壁。郭田勇认为，小银行应该立足“它的地方特色，深耕小微”。

　　资本多寡构建银行生命线

　　前十、后十可见业务发展高度

　　商业银行，作为独立的经营主体，扩张规模、扩大营收，增厚利润以满足股东利益是本能的需求。从监管的角度看，过度的风险资产膨胀必然导致金融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表面看是来自债务的过度膨胀，本质上是缺乏对于银行资本的有效约束，导致银行业务过度膨胀。包括国内部分商业银行最近两年出现经营困难，甚至走向破产境地，部分原因也是如此。

　　基于此，监管机构试图给商业银行的发展套上“紧箍咒”——商业银行需要在满足一定的资本条件下，才能获得健康发展，这就是资本充足率。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规定，在满足逆周期调节的前提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能低于10.5%。

　　资本充足率反映资本对于风险资产的补偿或者吸收能力。商业银行如果不具备充足资本，就难以扩张风险资产，也就失去了业务发展的能力。因此，资本对于商业银行的发展就显得格外关键，成为银行业务发展与安全的生命线。

　　排名前十的商业银行，简单算数平均的资本充足率为15%，但是排名后十的商业银行，简单算数平均的资本充足率仅为13%。个别银行目前还低于12%（见图14）。事实上，在我们的排行榜上，竞争力排名居前的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表现较好。图12为竞争力排名前十（蓝色）与排名后十（绿色）的商业资本充足率的比较分布：

　　图12 竞争力前十与后十资本充足率比较（%）

　　从业务发展的角度，更高的资本充足率，意味着更大的业务发展的空间。因此，我们发现，今年上半年业绩增长领先的银行，其资本充足率也会更高。

　　资本还能反映商业银行吸收损失的能力。作为典型的顺周期行业，在经济下行期间，不良上升。商业银行必须有足够的资本吸收这些损失。这一点2019年以来不少银行的处置资本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如建行，大手笔集体拨备，同时核销坏账，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本支持难以实现。通过这样的举动，建设银行实现了2020年轻装上阵。建行也因此在竞争力排行榜上位居前列。

　　当然，也有反例，典型的就是地处华东的某股份制商业银行（见图13）。该银行近两年之所以止步不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资本的约束。由于不良贷款高企，如果想加速处置不良贷款就会消耗资本，这会导致其资本充足率面临可能的监管红线。下图为该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以及资产规模的增长速度比较。图的趋势完整揭示了该银行过去几年业绩的冲动、不良的压力以及规模增长面临资本约束的尴尬局面。

　　图13 华东某股份制银行不良率、资本充足率与资产增长率趋势（%）

　　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决定息差

　　排名靠前的银行中收能力突出

　　利率市场化挑战商业银行经营模式。鉴于此前长期的利率管制，商业银行惯性思维依然是通过存贷利差获取可观的营业利润。存贷利差的结果最终通过净息差这一结果来呈现，成为商业银行盈利的源泉。

　　银保监会的数据显示，净利息收入对于商业银行营收的贡献长期维持在近80%的高位。今年上半年，利息收入对于商业银行营收的贡献达76%。

　　过度依赖息差，在利率市场化、LPR引导利率下行以及监管层要求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的背景下，意味着商业银行如果不能做好负债端成本的控制，商业银行将面临净息差进一步收窄的压力。中国银保监会数据显示，商业银行的净息差收窄至2010年以来历史性低位（见图14）。

　　图14 商业银行净息差（%）

　　息差下降影响盈利能力，在金融向实体经济让利的政策引导下，负债端的成本稳定性成为商业银行息差水平的重要保障。这高度考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的主动管理能力，一方面银行必须通过积极的资产配置，尽量维持较高的生息资产收益率；一方面通过积极的负债端资金配置，降低负债端利息成本压力。那么，较早适应了这个格局的商业银行最先获得了行业内较好的竞争优势。

　　从排名看，竞争力排名居前的商业银行，普遍在净息差方面有着更佳的表现。排名居后的商业银行，净息差的表现整体落后。

　　以国有四大行为例，排名居前的建设银行净息差要大于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更是远高于中国银行（见图15）。

　　图15 四大行净息差比较

　　不过，再好的资产负债管理能力，都是建立在现有的存贷利差格局之下。随着资本市场注册制，直接融资的不断推进，在传统的息差之外，商业银行长久竞争优势的建立，在零售业务，在于业务结构调整，在于中收业务。

　　还是以前述提及的四大行为例，零售业务上可以看出四大行之间的比较优势。财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建设银行零售业务贷款占比42.26%，工商银行半年37.66%，中国银行38.17%，农业银行40.32%（见图16）。过去十年，建设银行零售贷款业务占比持续上升，高于其他三家大行，这些信息最终都被映射到了竞争力排行榜上。

　　图16 四大行零售贷款业务占比

　　从本次竞争力排行榜上，也不难发现，排名居前的商业银行的中收业务（非利息收入）占比明显处于行业高位，且高于上市商业银行平均水平。前十名的中收业务占比平均值为33%，后十名平均值为21%。

　　从银行性质看，股份制银行、国有银行处于优势地位，农商行以及城商行竞争地位处于劣势。原因应该在于农商行受限于地域，在金融科技的助力下，包括支付等在内的中收业务可以有效突破地域边界，这有助于国有大行以及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中收业务提高竞争力。具体来看，2020年上半年，中收业务占比低于20%的共计10家，其中5家是农商行。农商行里面，中收业务占比最高的是苏农银行，中收占比24.7%，但远低于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30%-40%的中收占比。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商业银行也需要在财富管理、中收业务方面做出更多努力，惟其如此，才能走出一味依赖息差和资本扩张盈利的陈旧模式，从而获得投资者的更多认同。

　　记者手记：排行榜说明

　　本排行榜的形成，基于40家银行，近5000个数据，涵盖15类财务与监管指标，综合考虑规模、盈利能力、银行增长性以及银行经营的安全性基础上，根据特定银行业绩表现，对于每一类指标赋予一定权重的分值，并最终汇总形成商业银行排行榜。

　　为了防止评价的偏差，《红周刊》所有的评价过程没有任何的主观因素。从最终的结果看，成果让人欣慰。我们不妨通过市值表现作为一个旁观量来评测这一结果，尽管上市商业银行的市值表现，并不能作为一家银行竞争力高低的必然标准。

　　统计结果显示，排名前十的商业银行的平均市净率1.13倍，后十名只有0.78倍。如果考虑到排名后十的还有不少是中小规模银行，他们的流通盘更小，通常更容易获得市场溢价的话，那么这个结果进一步证明我们评价体系的客观性。

　　当然，本排行榜的一些不足，应该说，基于历史信息的局限性，单纯的一些财务数据还不能反映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全貌。商业银行在经营中，需要满足国家政策，需要符合资本的监管要求，需要满足股东利益诉求，等等。这些条件的满足与资本适配，就出现了商业银行经营上的巨大差异。有的商业银行风格偏激进，有的相对稳健，前者如一南一北的两家股份制银行总体激进，后者如招商银行以及四大行，相对稳健。不同的经营风格，当然会影响一家银行的业绩和竞争优势，核心是风险与补偿是否对等。

　　再比如，商业银行经营中出现的重大丑闻、巨额监管罚款、业务禁止等，这些非财务类信息，我们也没有在这个竞争力报告中体现。就在本月中旬，银保监会刚对一家地处北京的股份制银行处以上亿元罚款。再诸如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和管理问题，其对商业银行的稳健发展至关重要。

　　还有科技创新，尤其是金融科技领域的布局和取得的进展，这部分内容我们的评价体系也未能涵盖。再比如资本结构的多元化，这本身是有助于商业银行增加吸收损失能力以及推动商业银行稳定发展，评价体系尚未包含。

　　事实上，正是基于上述种种主观因素在内的差异，导致了商业银行经营上的千姿百态。令人遗憾的是，上述主观因素，尚未被有效的量化到我们的评价体系里面。

　　不过，《红周刊》计划通过持续的对银行的追踪和报道，不断揭示商业银行之间竞争优势的差异，以最终构建《红周刊》年度最佳商业银行排行榜。


　　原标题：宋鲁郑：封城55天的成果付诸东流，法国将走向何方？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法国爆发第二波新冠疫情后，似脱缰野马，不仅迅速打破第一波单日新增7400例的高峰，更直接一举破万，一再破万，成为欧洲传播最快的国家。经济部长勒梅尔也于9月18日确诊，这也是疫情发生以来第四位内阁要员被感染。

　　法国此前封城55天的巨大代价完全付诸东流。尽管如此，法国政府却表示不再封城，除了更严格的要求戴口罩外，并没有什么特殊措施。学校照常开学，餐饮、酒吧、体育馆等娱乐场所也正常运转。唯一重大的措施是感染者隔离由14天减为7天。

　　不仅如此，第一波疫情初期的混乱竟然在第二波重演。比如对新冠病毒的检测是法国防疫战略的一个支柱，但法国新冠病毒检测的组织工作一片混乱：化验室前排长队；取样后，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有结果。这大大降低了病毒检测对防疫的效果。法国卫生部长也承认，在病毒核酸检测的组织工作上遇到了不少的困难。要对核酸检测工作进行重新组织，对检测的对象要进行轻重缓急的区分。

　　疫情都发生七个月了，却连一个检测都混乱至此，政府的治理能力可见一斑。只是在法国没有最混乱，只有更混乱。9月20日，卫生部每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是新增感染10569例，死亡12例。这两个数据也被所有媒体报道。可是当减去前一天也就是9月19日的数据时，才发现都错了！新增是11569，死亡是311例！究竟是原始数据搞错了，还是加减算错了，还是口径有了变化，无人知晓，也无人质疑。但奇异的是，两个数都是往少了错，而不是多报。

　　发达的、“民主”的法国为什么被打趴？

　　法国是老牌的发达工业化国家，也是西方民主国家中极其重要的成员。近代以来，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拿破仑法典就诞生在这块土地上，从很多方面推动着西方政治制度的成熟和发展。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尽管有中国努力争取的一个多月宝贵时间和积累的经验，以及第一波时的大力支持（在全球抢购的情况下供应法国两亿个口罩）却遭遇了新冠疫情“滑铁卢”。

　　法国灾难性的应对，原因很多。从地理上讲，法国是申根国家，人员跨国流动性强，追踪的难度大。比如疫情初期，在政府还没有采取应对措施之时，三千意大利球迷涌入就是一例。而且由于各国疫情和防疫政策不一致，也造成很多漏洞。比如一位生活在意大利的德国人，他可能先回德国，然后再去法国，难以防范。

　　从文化上讲，法国是人崇尚个人主义，生性浪漫、自由，对于政府的应对措施配合不够，甚至反对。比如法国本土病例突破100例的时候，法国政府取消了巴黎马拉松比赛，但民众却自发照样跑起来，并且在媒体上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法国封城期间，多达几十万人次违规外出。甚至在边境已经关闭的情况下，在复活节假期竟然还跑到疫情更为严重的西班牙去度假。 解封后，还多次发生反对戴口罩的集会。甚至在新增首次超过一万的历史时刻，“黄马甲运动”再度全面登场。

　　在思想上，法国的表现也非常僵化，将中国的防疫经验如封城、限制外出聚会、手机跟踪感染系统定性为专制手段，这大大影响了这些必要措施的出台和实施。

　　西方自赢得冷战胜利后，傲慢自负、自我感觉良好，思想僵化日益严重。这一次面对疫情，表现得更是突出。比如当中国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欧美开始爆发之时，法国有学者在《费加罗报》发表文章，立场鲜明地指出，所谓西方的“民主”体制比中国的“专制”体制更加有效，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应对新冠病毒的处理方式上，民主制度显示出了无可辩驳的优越性”。

　　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地理和文化上的的特殊性，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于其政治制度。

　　首先，法国政治的合法性来自选举，而不是绩效，执政好坏并不影响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不怕出问题。政府因此在应对上没有中国那样的压力。

　　其次，法国政党命运和体制是脱离的，一个政党的上下对体制并没有任何影响。这也决定了任何政党执政，都对问题的解决没有急迫感。所以，3月份法国疫情已经很严重了，但仍然按计划举行第一轮市长选举。而且为了赢得这场选举，马克龙总统不惜做出了两项重大决定：一是让行政首脑菲利普总理去参与竞选勒阿弗尔市长；二是临阵换将，卫生部长比赞辞职去竞选巴黎市长。总理和卫生部长是应对疫情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却在疫情即将爆发的前夕，投身到选举中去。总理是总统提名任命的，既然总统的工作重点不是疫情，那作为执行者，怎么还会把疫情放在心上？

　　第三，在法国这种制度下，政府要想推动一项政策，需要多数民众理解和支持。因此需要较长的沟通时间，但这种方式无法应对突发的紧急事件。比如对于迅速传播的病毒来说就缓不济急。以封城和限制外出人数为例，只能根据疫情的恶化程度一步步提高限制措施。但要想控制住疫情，必须抢到病毒传播的前面，而不是跟在病毒后面。

　　第四，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三个力量：政治、资本和大众。东西方制度一个显著差异在于，中国的政治可以超越资本和大众的束缚，独立进行决策。西方的政治权力则臣服于资本和大众。因为政治人物要想赢得选票，既需要讨好资本以获得政治献金，又要讨好民众以获得更多的支持。

　　法国疫情爆发后，法国媒体最关心的、讨论最多的是疫情对经济的损害，而不是人的生命。3月8日的报纸甚至借医学科学院成员、传染科专家而里凯尔教授的观点提出：“阻碍经济，要比病毒有害的多”。西方媒体多是财团控制的，自然要代表财团的利益。媒体又能影响民意，政治人物自然对媒体也是不敢得罪。

　　第五，政治人物有打工心态，经常有政党利益、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现象。比如欧美都出现政治人物为了经济增长而刻意淡化疫情影响，从而浪费了中国争取的一个多月的宝贵时间。口罩短缺、检测能力不够、选举照常举行都是突出的问题。采取封城措施后，还没有清零就又急于解封。解封后，检测能力虽然提高了，但却没有对确诊者、接触者强制进行隔离，机场、边界也不进行检测和隔离14天，致使功亏一篑。

　　最后要说的是法国的问责制。西方政治制度的问责主要体现在四年或者五年一次的选举上。任期内不管犯了多大的错误，只要不是犯罪，都有任期保障。所以整个疫情期间整个西方没有一个官员因为应对疫情被问责。其功效显然和中国的即时问责制非常不同。

　　疫情终止法国改革，难有未来

　　法国在这次疫情中软硬实力都遭受重创。这自然限制了法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也降低了其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但对于法国来讲，更深层的影响则是好不容易启动的改革被打断，且无望再启。

　　法国自希拉克时代就尝试改革，但由于民众不支持，历经萨科奇和奥朗德总统，一直难以真正启动。后来危机之下人心思变，从而出现了政治素人马克龙2017年胜选的奇迹。他执政后也是全力进行改革，但在中途发生了“黄马甲运动”，改革不得不暂时中断。经过一番妥协和让步，“黄马甲”开始平息。可正要重启改革时，这场疫情突然而至。法国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像中国一样迅速控制住疫情，反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目前来看，除了疫苗外，包括法国在内的整个欧美都已经无法遏制病毒传播了。这个时间乐观估计也要到2021年年中。此时距离2022年大选已经很近了，也不可能再进行涉及到重大利益调整的改革。更何况，即使要改革，也不会在选举前呈现效果，反而招致利益受损者的反对。这对于任何政治人物来讲都是不可能的。

　　此外，导致改革中断的另一个原因是左派重新崛起并可能执政。

　　本来经过奥朗德时代，左派已经边缘化。但2020年的市长选举，左派借助绿党重新崛起。由于注重环保的绿党全面执政条件还不够成熟，很有可能支持理念相近的左派候选人。由于疫情严重打击了经济，失业率大幅上升，马克龙改革的成效也被疫情一笔勾销，其连任难度增大。

　　现在法国主要有四股政治势力：绿党和社会党为主的左派、马克龙代表的中间派、勒庞女士为代表的极右势力、传统右翼共和党都有可能进入第二轮，2022年大选的偶然性增大。如果左派胜选，环保和分配将是政策核心，特别是在疫情下民众生活水平普遍下降，承受进一步改革的能力下降，法国的改革至少要再等到2027年。

　　最后要说的是，法国应对疫情失败，也颇为复杂地影响了中法关系。

　　一方面中法关系从实用角度不得不走得更近，另一方面，法国社会对中国的更加排斥，甚至敌意。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后，几乎所有国家都受到重创，经济也迟迟无法复苏。只有中国是例外。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和经济界来说，如何利用中国经济增长来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都是最重要的。所以法国政府和经济界对中国是要比过去更加依赖，更加重视，也更加友好。

　　但另一方面，知识界包括大学、智库、媒体对中国的崛起充满更强烈的危机感，因此对中国的批评甚至攻击日益激烈。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中国保障法国的口罩需求，法国媒体对中国的攻击反而更加激烈。这和2003年中国支持法国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时期完全不同。那时中国弱小，站在法国一边，还能被知识精英接受为盟友，但现在中国帮助法国，反而会激化他们的危机感。

　　媒体、智库对法国社会巨大的影响力，自然也影响到民众对中国的立场和感受。所以疫情过后，法国出现一个撕裂现象：政府和经济界对华友好、客气。中国外长王毅访问法国时，马克龙总统也高规格接见。知识界和民众则完全相反。